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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官方史书记载:曾有一名军校自西山军营奔赴京城控告郭进,太祖皇帝了解情况后,对左右说:这人犯了过失,惧怕惩罚,所以跑来诬陷主帅以求脱罪。随之遣使将诬告者押回西山,交由郭进处死。当时正遇北汉军队来犯,郭进便对在押犯说:你敢告我,相信有胆气,如今可免你死罪,令你带一支人马迎敌,若能掩杀来寇,照样荐举给朝廷,如果战败,你可自投河东去罢。此人感奋听命,于是在战场上拼死厮杀,终告大捷。郭进没有食言,将其军功上奏朝廷,请求迁官奖赏。
    有关此事,欧阳修在其笔记《归田录》中也有类似记述,只是细节略有不同。据六一居士记载,当郭进送立功者到京师并为其请赏时,太祖对来人说:你诬害我忠良,此功仅够赎死罪,赏不可得!又命将此人交给郭将军。郭进再度上奏说:若使臣失信,以后就无法用人了。就这样,天子才予以恩准。
    由此可见,郭进治军虽严,却赏罚分明,并善以权谋用人,故为部下所服。透过这些事迹,不难发现郭进所具有的杰出将帅品质,其中为了达到严明军纪、树立主帅权威的目的,不惜诛杀违令的天子亲兵的做法,可与先秦时名将吴起治魏军的范例相媲美。
    宋太祖一朝,郭进一直驻守河北西部前线,在抗击北汉和契丹军队的战争中声名远扬,并有力地支持了南下的统一事业。因此,太祖皇帝对他既充分信任,又极为欣赏和厚爱,故长期委以西山防务重任。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太祖对他的态度:开宝(968976)中,天子下令在开封城中为爱将建造宅第,还特许打破常规,屋顶悉用筩瓦。负责督建的衙门以为皇帝弄错了,就汇报说:按照规定,非亲王公主宅第不可使用筩瓦。太祖一听便恼了,对属官教训道:郭进控扼西山十余年,使朕无北顾之忧。我对他岂能连儿女都不如吗?尔等马上前往督役,休得多言。
    要说,宋太祖对郭进优待是不用说,其实对当时守边的其他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像李汉超守关南(今河北高阳)、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雄县西北)、何继筠守棣州(今山东惠民)、姚内斌守庆州(今甘肃庆阳)及冯继业守灵州(今宁夏吴忠)等等,天子都赋予很大的自主权,并予以诸多优厚待遇,史称: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这正是宋太祖的高明之处,放权给兵力有限的边将,调动其用兵的积极性,以捍卫边疆安全,而对中央禁军的兵权则牢牢控制,伸缩有度,无肘腋之患。
    四
    宋太宗即位初,对大批文臣武将加官晋爵,郭进也迁官云州观察使,改判邢州(今河北邢台),并继续负责西山防务。这一年,他54岁,已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新朝天子还赐给他京城一区宅第。皇位轮替,表面上看似乎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正是从此开始,本朝武将群体的命运逐渐出现了逆转,而他也因此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前面说过,太宗皇帝是以阴谋手段弑兄篡位,故心理阴暗,加之气量狭小,遂对带兵将帅极为猜忌。因而,从即位伊始就在武将中画圈子,凡是圈子内的亲信,纵然能力低下,都加以重用;凡是圈子外的人,尤其是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前朝大将,都予以防范压制,借此整治军界。如石守信、刘庭让、党进等一批太祖爱将,先后被罢为虚职。而像亲信白进超全无战功,却出任殿前司首脑。至于太宗藩邸随从出身的柴禹锡、王显、赵镕、张逊之流,先后出入禁军和枢密院要职,元人所修《宋史》即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故莫逃于龊龊之讥。当然这许多人事安排,非一日而成。
    与太祖厚待边将态度不同的是,太宗对这些将领进行严密的监控。总结起来,主要是设置监军加以监督,再随时派遣使臣暗中侦察动向,出征作战时,又使用预设的方案,也就是阵图来约束行动。且不说这些手段早已违背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即就从帝王术来看,也过于狭隘僵硬。太宗首要的目标是稳固自己的皇位,也就顾不了许多军事原则兵家常识。太宗甚至不惜代价,在军队指挥权上制造矛盾,令监军与主帅互相牵制。新朝君王的如此行事风格,让各地的将官骤然感到了无穷的压力。
    太平兴国三年(978)秋,即太宗登基的两年后,派到四方的使臣报告了一堆的驻军问题,朝廷分别予以整肃。其中一位叫王侁的武官,军阶不高,被派到西北前线巡查。他回朝后反映主帅都有自己的牙兵,桀黠难制,认为时间久了必然生变,因此建议一律撤换。其实,自古前线将帅都有亲兵护卫,以掌控部下和应付战事,彼此关系密切,才能得心应手。太宗对王某的馊主意却非常赏识,不管是否属于军旅的惯例,当即令其带人处理。不料那些边关老兵不愿离开,于是王侁强硬地斩杀了一批人,才算完成了使命。至于那些被撤换了亲兵的将军,自然心有余悸,对天子及其使臣充满恐惧。以后,王侁又数度往来西陲与京师之间,不断汇报将领动向,从而赢得天子的欢心,曾一次获得赏钱百万。正是这位王侁,以后做了监军,逼死一代名将杨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