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那本论文集尚未出版，我开始考虑撤回我写的那篇文章。然而，我最终决定不做改动，原样发表，因为耶德瓦布内故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即波兰人对他们犯下的骇人听闻之罪行的后知后觉。这起事件为何（或者也可以说为何没能）在包括我在内的战时史学家的意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耶德瓦布内之后的三代居民在得知这些杀戮后是如何生活的？当这起事件成为公开的信息，波兰的全体公民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披露它？
不论如何，一旦我们意识到那些看似无法想象的事情竟然真实发生过，历史学家很快就会发现：整个故事其实有详尽的记载，事件的目击者仍然活着，这起罪行的记忆在耶德瓦布内会代代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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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即犹太教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和犹太教食物屠宰师。
资料来源
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最好的资料来源应该能对他所研究的事件提供一种同时性的（contemporaneous）解读[1]，并且还应经得起仔细的审视。因此，我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在耶德瓦布内区域内清扫犹太人的德国文档记录。这种文档可能存在于某处，但我没办法找到。我采访、询问了许多活跃于那个时代的学者，但他们都对耶德瓦布内这个地名感到很陌生。按理，在记录了德国特别行动部队（Einsatzgruppen）在东部战场（Eastern Front）活动的日常概述报告中，应该会有这类信息，但耶德瓦布内也没有在其中被提及。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7月10日，早先活跃于沃姆扎一带的特别行动B分队已经到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Minsk）1附近了。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还有机会找到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时期拍摄的德国纪录片录像。2
目前看来，关于耶德瓦布内大屠杀的第一份，也是最全面的一份报告，就是施姆尔瓦瑟什塔因于1945年所做的陈述。这样，我们就有了证据，即1949年5月和1953年11月沃姆扎庭审期间的记录。1980年，一本纪念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书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不少事件目击者对他们家乡这场悲剧的描述。1998年，制片人阿格涅丝卡阿诺德就此事采访了一些耶德瓦布内居民。不久以后，我得到一个机会，与该镇先前的一些居民讨论这些事。3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在我们开始处理耶德瓦布内的问题之前，先来看看如何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料。
首先，我们需要记住，犹太人关于大屠杀的证词都得到了完整的记录，以便为这场灾难提供一个精确而全面的解释。那个时代出版过的许多回忆录和犹太人日记都证明了这一点。据说在伟大的历史学家西蒙都布诺（Simon Dubnow）从拉脱维亚的里加市（Riga）被驱逐出境以前，曾经号召他的犹太同胞们将lsquo;事情全都写下来，这种可能只是传言的劝诫却在许多犹太回忆录作家心底激了涟漪。这样的呼吁也让一个族群做出了集体性的努力；我们很了解，也很敬佩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他们为记录和提供证据而做出的谨慎而机智的尝试;艾曼纽林格本（Emanuel Ringelblum）在华沙犹太区发起的安息日聚会档案整理工作，或是科夫诺（Kovno）犹太区的档案管理员所完成的艰巨工作，这些我都铭记于心。4要想救下那些在纳粹屠杀计划刀口下的犹太人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犹太记录保管者们心中都产生了一股使命感（他们清楚、反复地描述过这种感觉）：最起码，他们得保存好这场毁灭性灾难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了解了他们曾做出的这些努力，我们应该形成一种直觉：只要存在关于纳粹恶行的记载，哪怕只有一份，人们就能有力地反对甚至阻挠纳粹的犹太清洗计划。纳粹罪行的受害者显然相信，将整个事件牢牢铭记并让其在子孙后代中口口相传，能有效地击中纳粹的要害。犹太人没有任何理由;在他们对这场他们所亲历和目击的浩劫的记忆里;将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强加在波兰人头上。当然，每一个证人都可能犯错；如果可能的话，每个故事都应该与其他故事进行核对以确认其真实性。但耶德瓦布内大屠杀案件的犹太证人不可能因为对他们的波兰邻人怀有恶意而去伪造证词。
不过，本书所运用的主要文献并非来自犹太受害者，而是来自那些犯下恶行之人，且为庭审记录。处理这样的材料时，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在这种受到控方仔细审视的境况之下，那些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想要尽可能地弱化自己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也可能会试图弱化事件本身。我们必须记住，法律无法迫使被告在口供中道出事情的全部真相；证人即便已经起誓所言即事实，只有事实，也可能选择性地道出他们所记得的东西，并对某些问题仅做简短生硬的回答。舍此以外，在证据资料（来自证人或被告）以及历史学家拥有的已经整理过的资料之间，有一位调解者（因此调查报告与日记或回忆录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让读者能够与资料来 源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位调解者可能是调查员、法官、辩方律师或原告律师，他会建立和编写档案;他或多或少有些才智，受过教育，或致力于找寻事情的真相。因此，对一个历史学家而言，取自庭审材料的证据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的目的和彻底性，以及这场审判本身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