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日晚应夔丞安排朱荫榛代其往北京一行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正准备北上的宋教仁在沪宁火车站遇刺，而朱荫榛则已登上原本宋教仁也要乘坐的同一趟火车去了北京。朱出发前并不知宋教仁被刺，直至到达天津，方得到消息，而是谁刺杀了宋教仁，朱也不知，直至25日离开北京回到上海，见应宅已被封闭，朱方明白究竟。4月3日，朱荫榛在洪锡里86号其住所被巡警局派人拿获。[268]
    在宋被刺数小时后，也就是3月21日凌晨2时10分，应夔丞由上海电报局向洪述祖发电报告：
    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川密。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夔。号。[269]
    廿四十分钟指3月20日晚10时40分，也就是宋教仁被刺时间。应夔丞发出此电时，宋教仁实际上已经被刺三个半小时，他却未明告洪述祖，只说急令已经发出，请先呈报，可见应夔丞对杀宋是否为中央命令仍有担心，希望令出北京。又过了大约七个小时，即3月21日上午9时20分，应夔丞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川密。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夔。个。[270]
    前引3月14日寒电谓梁山匪魁云云，此电则谓匪魁已灭，前后正相呼应。《民立报》对此电的理解是：应桂馨知宋先生伤重必死，而武士英已窜匿其家，故有lsquo;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之言。[271]应该说解释正确。
    值得注意的是，洪述祖3月19日电改用应密发出事速进行指令，应夔丞派武士英刺宋后却用川密连发两电，报告刺杀宋教仁消息，并反复要求洪述祖转呈或呈报，而这恰成了国民党人手中的把柄，国民党人据此认定袁、赵就是刺宋幕后主使。如《民立报》称：
    前三月十四日应致洪电中云乞转呈候示，可知须候总统、总理之命令也；今应知宋已中枪，急电洪犯，仍请先呈报，可知应犯杀宋先生，一举一动，皆非候中央命令不可，皆非呈报总统、总理候示而行不可。是洪、应二犯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动（人），乃袁世凯、赵秉钧也。[272]
    从应夔丞角度看，使用川密发出最后两封关键电报，似有如下几层意思。（1）应密本系应夔丞向赵秉钧索得，若发应密电向国务院报告刺宋消息，一旦事情败露，虽然可卸责于中央，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罪。（2）川密本系应夔丞从洪述祖处得来，发川密电报告刺宋消息，可以将刺宋事与洪述祖绑定，以防事情一旦败露，洪述祖矢口否认，罪责由他一人承担；甚至可以否认自己曾从洪述祖处得到过川密本，从而将自己摘出。（3）按照洪述祖以赵秉钧名义所转达的要求，2月22日以后只有属于巡缉长之公事，应夔丞方能用应密报告国务院，刺宋显然不属于此范围，故应夔丞以川密报告洪述祖，但又反复要求转呈或呈报，一方面反映出应夔丞主观上认定杀宋乃中央的意思，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应夔丞有卸罪政府之意图。
    可笑的是，宋教仁被刺次日，应夔丞竟然装模作样给虞震寰、蒋瑞森等手下几名侦探发出缉凶信牌，信牌稿写道：
    密饬探访事。三月廿日下午十点四十分钟，宋遯初君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一案，特仰该探员等用秘密之手段，设法侦缉，以机变之行藏，假扮同党，一遇形迹可疑，立即先报本署核办，勿遽知照军警，转致泄漏误事。如在租界范围，应遵本署预订定章办理。所有缉费，应随时准核实报领。获案之后，另给重赏。合行发给信牌。右仰虞震寰、蒋瑞森、陈□□，准此。民国二年叁月廿一日自上海本署给委。应夔丞（印）[273]
    应夔丞要求手下一遇形迹可疑，立即先报本署核办，勿遽知照军警，转致泄漏误事，可见其唯恐事情败露。[274]
    至于朱荫榛，应夔丞于刺宋当晚，遣其携带公文赴京投递总统府，领饷银6000元，同时让他带书信一封给洪述祖。后来在应宅搜获证据中，也发现了应给朱的命令，内容如下：
    令朱荫榛。特任驻沪巡查长应令委事。照得本署公费，奉中央核定，按月由大总统府拨给洋二千元，以济公需在案。兹自二年正月至三月，共三个月，计应请领公费洋六千元正。特缮具公文一角，印领一纸，令仰该差遣员朱荫榛，即日赉赴北京，亲投总统府呈递，领款回南，勿得玩误。切切，此令。应□□。
    令江苏都督府属官巡查署差遣员朱荫榛，准此。二年三月二十日送稿。照令，廿一日。[275]
    以上最后照令，廿一日五字，系应夔丞亲笔所注，盖有应夔丞印章。另外，在应宅搜获文件中，又有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请领二年正月至三月计三个月巡署公费银六千元呈文底稿，可与此命令相印证。应夔丞还写了一封信，由朱荫榛转交北京金台旅馆主人，要该旅馆关照朱荫榛。信云：
    金台大执事照：今有朱荫榛委员，因公来京，仍寓贵栈，人地不熟，统烦照拂。寄存铜火炉一只，天气转热，请为收拾，安放为托。应夔丞立正。三月二十日亥正。[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