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认同袁、赵或政府解释者。如超然百姓姚之鹤仔细分析宋案证据后认为，洪、应二人函电中所讲许多事属于互相欺骗，互相要挟，并不可靠，燬宋酬勋位即其中之一。他说：
    盖群小聚谋，本无真面目之可言，且必各有所挟，以尽驱策之用。洪之假政府以哄应，犹应之假南方党会以哄洪，互为表里，亦即互相要挟。以应、洪两犯往来函电对核之，应之张扬南方声势，如第十件之购取孙黄宋劣迹，第念一件第三款之去宋必摒〔拼〕当家产二十余万各等语，何一与事实相符。即小而言之，三月十一、十三等日《时报》登载宋钝初演说驳论，观四月二十七日该报之声明云并非受应犯之意而登载，而检第二十一件第二款，竟有嘱令登记〔转〕之语，则应犯又藉此居功以报告洪犯矣。幸该函因宋案一并发布，故《时报》得以自白耳，否则《时报》非一嫌疑犯乎？故由此点推之，应、洪二犯之函电，其所隶事实，大半不可依据，而此电酬勋之语，亦其一也。且洪犯之善作大言以欺人，又尝受衣钵于应犯矣。检第二十三件洪致应函，嘱其具一条陈，而其中即有种种张扬之语。天下有善于教人作贼之人，而自己不能行窃者乎？无是理也。[187]
    平心而论，袁、赵的辩解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政府在授勋一事上也的确存在无视稽勋局、擅授勋位等问题，[188]难怪徐血儿等根本不相信袁、赵的辩解。但徐血儿等的批驳毕竟又主要是以袁、赵欲对付国民党为前提演绎出来的，颇多假设性分析，因此反不如超然百姓姚之鹤从宋案证据中所见应、洪互骗情节出发，判断酬勋位不由中央授意，更具有说服力。
    就案情发展而论，洪述祖产生杀意后，曾在袁世凯前试探可否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结果被袁否决，而以他和赵秉钧并不融洽的关系，又不可能就杀宋事寻求赵的支持，则他于3月13日致应夔丞电中提出燬宋酬勋位，就应当是假托中央授意。而通过分析洪述祖3月13日电，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燬宋酬勋位并非袁世凯的既定承诺，而是洪述祖为了应对应夔丞索取回报抛出的一个诱饵。不仅如此，从洪述祖将购买公债一事交财政长核办可知，袁世凯连应夔丞要求低价购买公债事前也不知情，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并非燬宋酬勋位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一点将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
    至于洪述祖在3月13日电中忽然想到将燬宋与酬勋位联系起来，也是有缘由的。如前所述，早在1912年9月下旬洪述祖经张绍曾介绍南下与应夔丞结识之初，勋位（或勋章）问题就已成为洪、应二人交流的一个话题。洪述祖返回北京后，于当年10月24日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189]洪要应补寄手函，意思是要应亲笔写出自己的履历，讲述自己的功劳，这是叙勋的需要。此事在当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另外一函中也曾提到过，[190]为此应夔丞写了两份革命履历，并请洪述祖改润。1913年1月10日，应夔丞在北京还曾呈文大总统，请求对会党人士论功行赏，但由于稽勋局和陆军部为此事互踢皮球，事情未能办成。[191]其事距洪述祖3月13日电提出燬宋酬勋位不过一个多月，因此，应夔丞看到这五字并不会感到突兀，反而会觉得洪仍将叙勋一事放在心上。应夔丞知道，酬勋位绝非洪述祖之权力所能办到，若非中央的意思，洪述祖怎敢做此承诺。而洪述祖将酬勋位与燬宋联系起来，则又让应夔丞相信，燬宋乃中央的意思，中央因其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损毁宋教仁声誉未果，故而改为杀宋，并以酬勋位作为回报。应夔丞被捕后，曾于1913年4月3日在捕房写一密信给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托其律师海司（即爱理思或爱理斯）及翻译带信到北京椿树胡同言敦源的住所商量营救办法，信中就有此案无论如何，供状证据决不与第三人有所干涉的，死则可，累人则万无此理等语，[192]可证应夔丞始终认为刺宋是中央的意思，故他以不牵连洪述祖以外第三人为言，以求得言敦源对他的营救。
    八 应所谓若不去宋的确切含义
    在3月13日应夔丞给洪述祖的信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也就是第三项内容，是直接回应洪述祖3月13日电文中燬宋酬勋位指示的，内容如下：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馀产拼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193]
    此处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不过是客套之辞，或假意表示。若应夔丞真是向不希望功赏，也就不会有前文所述应夔丞向洪述祖提供革命履历，以及呈请大总统论功行赏之举动了，盖勋位在吾人观之，固毫无价值，而在应、洪观之，则以为至尊至荣之物，莫逾于此。[194]应夔丞愿去杀宋，酬勋位之赏不能说毫无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