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洪、袁之间及洪、应之间的紧密关系至此已清晰显现出来，袁、应之间通过洪述祖牵线搭桥，也建立起了关系。在袁、赵、洪、应四人中，袁、洪是一个关系圈，洪、应是一个关系圈，两圈交叉，洪述祖成为关键人物，赵则处于两个关系圈边缘略微偏向袁世凯一侧。宋案后来的发展情节虽然复杂，但其基本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此时所确立的人物关系所决定了。
五 赵与洪应之疏离关系
从中央收抚应夔丞及共进会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收抚计划的提出与赵秉钧没有什么关系；程德全任命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黎元洪取消应夔丞通缉令、总统颁布应夔丞特赦令，以及洪述祖邀请应夔丞入京，也与赵没有直接关系。这从他1913年4月12日向北京《民立报》记者所述收抚应夔丞的过程也可以明显看出。他说：
至应夔丞，则由程雪楼（即程德全;引者）推荐。总统以黎副总统曾拿办其人，不之许。雪楼复与黎副总统商酌，谓其与青红帮会党甚稔，宜羁縻之。副总统乃电中央，请量予酌用。程雪楼复来书，谓愿担任经费，使为巡查，逐渐解散共进会。既而程雪楼复来书，谓此人殊爱面子，可令之一见总统。及应夔丞来，乃大摆架子，先通告内务部，谓其带来旅长一名，队长若干名，小妾一名，军刀若干把，嘱内务部招待之。到京后住金台旅馆。此本年一月内事也。[229]
赵秉钧未提洪述祖，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上述各事背后最主要的推动者便是洪述祖，而洪述祖则是奉袁世凯之命行事。赵说袁对程推荐应不之许，其实是为袁掩饰，实则如前引电文，袁对程之处置办法完全赞同。赵秉钧拨付应夔丞的5万元遣散费，以及每月2000元的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不过是在袁世凯做出决定后例行公事而已。赵秉钧应应夔丞之请求发给其密码电本，也不过是公事公办。这两件事在刺宋案发生之后，被国民党人紧抓不放，认为赵、应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下面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至于赵、洪关系，由于洪为赵之秘书，刺宋案发生后，许多人将洪视为赵之私人，并由此怀疑赵为幕后主使，赵因此百余年来无法摆脱嫌疑。然而，这种仅仅建立在表面人事关系基础上的推断实在太过简单，也太危险。而严格从证据来看，赵是不是杀宋主谋姑且不论，单就赵、洪关系来看，也绝非如当时及后来绝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让我们首先来看赵秉钧本人是如何说明他与洪述祖的关系的。先是1913年4月12日，赵秉钧对来访的北京《民立报》记者说道：
余向不识洪。前年革命时，唐少川（即唐绍仪;引者）与洪往来颇密，吾时住天津，耳其名，然终未识面也。乃吾任内务部，少川荐洪为秘书长，谓洪于革命有殊勋，姑位置之。此余识洪之始。此后洪寓与余私邸不远，偶来余秘书室闲谭，向不曾办公事，余亦奉以干备而已。[230]
1913年4月25日，程、应通电宣布宋案证据后，赵秉钧除了于4月28日发出勘电，辩解自己与政府同刺宋案无关外，又于4月29日特别就他和洪述祖的关系等问题与《新纪元报》记者有过如下问答：
问：君与洪述祖关系如何？
答：余不识洪，少川总揆属余位置，因畀秘书。
问：洪氏在部势力何如？
答：洪既新进，且嫌位卑，仅领干修，不常视事。余亦谓系革命元勋（洪常自称，少川亦为余言之），不以部务相烦。
问：正月间君委洪南下有诸？
答：否。余不以部务属洪，洪亦自称不愿拘于寻常公事。正月间洪请假赴津，余方利其去部，立予批准，初不识其潜行赴沪也。[231]
此段对话中最后一问一答所说洪述祖1913年1月南下之事，与宋案的另一重要环节;调查欢迎国会团有关，将在本书下章详细讨论，此处暂不涉及。可能赵秉钧觉得仅仅接受记者访谈还不能完全讲清二人关系，故他紧接着又于5月初公开发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第三次就他和洪述祖的关系做出说明：
若洪述祖者，与鄙人素不相识，闻其与赵凤昌至亲，赵君在沪，与起义诸巨子踪迹甚密，故洪颇预闻革命之事。辛亥年春（应为辛亥年秋;引者），唐绍仪请开邮传部尚书缺，即系接洪之电报。唐寓天津，外间传说是事及武汉事起清室退位诏即出于洪之手。唐以洪赞助共和，不为无功，因荐与鄙人，意欲为内务部秘书长。参议院所定官制，各部无秘书长名目，唐君云即秘书亦可。当即委任是职。洪任秘书以来，到部未久，即有各报攻击，洪拟引退，旋委调查水上警察差。嗣后并未到部办事。洪屡屡患病，请假就医，有时在津，有时到沪，请假呈文俱存在署中有案。此洪述祖来历之实在情形也。[232]
由于赵秉钧身居高位，又是洪述祖的顶头上司，革命党人对于他的上述公开说明，当然不会相信，认为此种谈话，无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之目，盖赵于洪破案时，则一味将自己与洪关系说得极浅，以便洗脱；于证据宣布之后，则一味将一切主使关系，又全然卸之洪述祖身上，虽前后自相矛盾，亦所不顾，左支右吾，情见势绌矣。[233]但我们作为百余年后与宋案毫无利害关系之人，则应实事求是，看看赵秉钧所言是否属实。首先有两个基本史实需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