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个别书籍,如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虽然征引证据超过40件,但实际上只是抄录证据,并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背景性故事进行演绎而已,对证据本身的内涵基本不能理解,更不能揭示各项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
[28]《京师地检厅吊阅宋案卷宗》,《申报》1918年6月28日,第10页。
[2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345页。
[30]《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8页。
第二章 破解宋案谜团核心史料
无论研究何种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注意核心史料的掌握和利用,不清楚所研究问题有哪些核心史料,或者轻视乃至无视核心史料,所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称为专业、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也就很难经得起检验。对宋案研究而言,史料并不缺乏,其中可称为核心史料、对于破解该案谜团可起到关键作用者,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 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的演说
按照史料面世时间,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会上演说词的披露,比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1913年4月25日深夜通电撮要宣布宋案证据,还要早近一个月,因此理应首先注意。
宋教仁被刺身亡一周后,北京国民党本部于1913年3月28日开会商讨应对策略,3月30日下午又在湖广会馆举行追悼大会,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代表赵秉钧出席,并发表演说。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王治馨为赵之属下,与赵为烟友,又与赵之心腹秘书丁惟忠为同乡,因此赵、王二人关系极为密切。[1]在追悼大会举行前,凶犯应夔丞、武士英已分别于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获,与应夔丞关系密切的洪述祖则于3月26日晨由北京出逃至天津,两天后乘火车南下,辗转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赵秉钧不可避免地受到猜疑。3月29日,共和党《亚细亚日报》突然发出如下一则关于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消息,称:
张继氏日前在该党本部对于钝初死事之演说,洋洋千言,大略谓:钝初之死,据外间消息,实为应夔丞所指使。应本上海流氓,虽为我们同盟会人物,但此人近恐已为人收买,故吾人对于应夔丞之外,仍须根究主使之人云云。其词中并及于现总理赵秉钧云。[2]
这则报道实际上暗示赵秉钧为刺宋幕后主使。《亚细亚日报》同时又报道,赵秉钧对于有人影射他与刺宋案有牵连,大为愤慨,于3月28日下午面见袁世凯,要求辞职,表示:
我不愿为总理,实以总统委托,不敢放弃国民责任。受职以来,朝夕劳苦,发白齿摇。不意区区苦衷,无人见谅。现在宋钝初一案,外间某党竟疑秉钧主使。此事毫无公理,秉钧万难缄默,拟请即行辞职,前往上海,与凶手对质,以期水落石出。[3]
就是在这样一种微妙时刻,宋教仁追悼大会于3月30日下午在湖广会馆举行。这让赵秉钧颇为踌躇,因他挂名国民党籍,又身任国务总理兼负责治安的内务总长,若不参加追悼会,不但无法向外界交代,也对不住自称与他关系甚为融洽的宋教仁在天之灵;更严重的是,外界将很可能因此愈加怀疑宋之被刺与他有关。但若参加追悼会,则难免有些尴尬,身处嫌疑的他,显然不能装聋作哑,若无其事;而若解释,则凭何取信于人?故由同样挂名国民党籍的王治馨代为出席追悼会,就成为赵熟虑之后的抉择。由王治馨以京师警察厅总监身份在追悼会上表明缉拿凶手的决心,也就等同于赵秉钧向国民党表明了自己对处理宋案的态度;同时,派代表而非亲自出席追悼会,又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有人怀疑他为幕后主使人的不满。
对于王治馨在追悼会上的演说内容,当时各报多有报道,但详略不一,较为完整者如3月31日《大中华民国日报》记道:
昨日(三十号)国民党为宋教仁在湖广馆开追悼会,党员赵智庵派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代表莅会,其演说词大致谓:赵与宋有密切之关系,其关系即由政党内阁而生。自宋被刺后,上海拿获凶犯为应夔丞,应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又有密切关系,不仅外间报纸啧啧,即总统亦不免疑赵,而赵则以洪述祖时往总统府,又不免疑总统授意。及前日赵与总统面谈,彼此皆坦然无私,唯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现在既闹出此种乱子,难保非洪述祖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极力拿治,以对死者。鄙人现为警察长,已搜出证据多端,另抄一本,皆洪与应之秘密通信,可交吴莲伯,供党员参考,并通电各省都督,捉拿洪述祖,以期水落石出云。[4]
末尾有记者按语:王所言如此,当时会场万目万耳,同见共闻。演说中所云吴莲伯,即吴景濂,国民党重要人物,时任临时参议会议长。由前日赵与总统面谈云云,可知袁世凯是在3月28日,也就是赵秉钧去总统府辞职之时,向赵提及洪述祖曾建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这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