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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已成惊弓之鸟的真宗,早已惧战厌兵,急于求和,遂对寇准说:数十年后的事哪里管得了,到那时自有抵御者,还是先考虑眼下停战议和之事。
    此时,又有朝官向真宗暗奏谗言,称寇准企图借助用兵来垄断朝政。毫无疑问,这种话出自寇相公政敌之口,很有可能就是王钦若或枢密院的官僚冯拯之流所为。自古以来,无端的流言蜚语常可混淆视听,置人于尴尬境地,政坛尤其如此,甚至可置人于死地。因此,寇准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与辽方会盟。
    不过,寇准还是尽可能利用了剩余的机会,他将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帐中,告诫他道:陛下虽允诺每年可支付百万银绢,但你去谈判时却不得超过三十万,如果过了此数,我就要杀你的头。
    宋代正式文献有这样的记述:曹利用代表朝廷赴辽营谈判,经过讨价还价签署了协议,当他返回澶州行营时,天子正在吃饭。为了马上知道所付出的代价,真宗便派宦官出来询问岁币数额。此时,这位使臣尚不知天子态度如何,就要求当面上奏。宦官随后又出来传达皇上询问大致数字的意思,曹某不愿细说,仅以三指加于面颊上。宦官入内对天子说:三指加颊,岂不是三百万吗?真宗听罢失声道:太多了!既而,又表示能了却此事,三百万也罢。之后,当曹利用当面上奏岁币额为三十万时,真宗大喜过望,对其大加奖赏。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双方博弈妥协的产物,就此签订澶渊之盟。其主要条款有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双方维持原有边界线,相互约为兄弟之国,年长的宋真宗为兄,年幼的辽圣宗为弟,辽朝的萧太后则成为宋家天子的叔母;其二,宋朝每年向辽输送十万两白银和二十万匹绢,称岁币;其三,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领土,只能对现有边境城镇修葺完整,不得增修城堡及开挖河道,不得向对方疆界动武,并禁止收留对方逃亡人员等等。此外,还约定在辽军北撤之日,宋军不得乘势拦击。
    当日,前线的许多将领都反对签订和议,名将杨业之子杨延昭等人还曾乘虚率军攻入辽境。当辽军裹挟大量财物撤退之际,一些将帅建议利用对手行动迟缓的机会,派兵实施打击,以削弱其实力,并夺回被掠夺的资财,但都遭到天子的拒绝。
    若分析其时双方当政者的心理活动,不难发现彼此有如下考虑:
    就辽朝而言,既然武力占据中原的目标无力完成,只能退而求其次,通过和约彻底结束与宋朝的敌对状态,从此消弭来自南部的军事威胁,这便是以战促和的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同时,每年可以坐收数十万的收入,以后不必再兴师动众南下抢掠。
    在宋朝看来,借助和约首先能让对方大军撤走,以解眼前之围;其次,以此可换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宁;最终,则能卸去太宗北伐失败以来一直压在君臣心头的恐惧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环境中从事内部建设。至于幽云十六州,既然无力或者说无心收复,也就只能公开表示放弃。而每年那笔三十万的负担不过是区区小数,何足挂齿,就偌大的帝国而言仅仅在每个百姓身上加一点,就可轻松解决问题。
    真宗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也许想的就是这些,即不惜代价,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百余年间辽朝也大体遵守了盟书条款,双方之间剧烈的武装冲突基本消失,彼此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皇室婚丧嫁娶,都互派使团庆贺吊唁。这当然都是后话。
    功高震主
    澶渊之盟订立后,天子回銮,百官朝贺,一时庙堂充满喜庆气氛,寇相公自然成为朝野瞩目的对象。
    在深宫内,平静下来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场景,仍不免心有余悸,幸亏有寇爱卿力排众议,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尴尬境地,朝廷也躲过了一场浩劫。看到辽军北撤,江山依旧,一纸盟书换来太平气象,真宗不能不对寇准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赏赐外,中书大政更愿听取他的意见。
    以寇准一贯的风格来看,他想必颇为自负得意,史称颇矜其功。他内心一定有这样的念头:若非自己的坚持与调度,君王还能否回到京师?群臣又不知身处何方?天子理所当然要感谢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刚直的习性又开始故态复萌。
    至此,因为有澶渊之盟前后的赫赫功业,加上天子的特别眷顾,寇准一时威望无人可比。而毕士安在相位上不过一年多时间,便因病去世,中书遂仅由寇准一位宰臣当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里。然而,他还是忽略了权术在官场中的重要性,更不该以功臣自居。他为人刚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气,却难免遭人嫉恨。据说,好友张詠曾劝他读《汉书》中的《霍光传》,暗示须谨防居功自傲,并提醒老友若不学无术,必将倒运。但也许是天性使然,寇准并没有醉心于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反而恢复了原来爱憎分明的处世风格,对天子大胆直言,对同僚和下属更不客气,以至于专断中书。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错误,既给政敌以攻击口实,又终将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日渐吹向寇准的这股邪风,源头乃是当初力主南逃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正是这位以柔媚见长的江南文士王钦若,最终却扳倒了强硬无比的北方豪杰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