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来的路上,太阳下山了,我说:你看,多美的一片土地啊!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树林上和田地上,透射出一片金灿灿的余晖,似乎是在和我们道别。是的,同行者中的一个德国人用俄语回答说,这里的景色的确很美,但是它已经受到了辐射污染。说话的同时,他的手上就握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我一个人的落日。这是我的土地。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纳塔利亚?阿尔森耶芙娜?罗斯洛娃莫吉廖夫地区妇女联合会,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负责人
孩子们的话
阿廖沙.贝尔斯基,9岁;安雅?博古什,10岁;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亚,16岁;勒拿.茹德罗,15岁;尤拉?祖科,15岁;奥利亚.祖沃纳科,10岁;斯内扎纳?基内维奇,16岁;伊拉■库德里亚契娃,14岁;伊利亚.卡斯科,11岁;瓦妮娅.科瓦洛夫,12岁;瓦迪姆.卡尔斯诺索尼什科,9岁;瓦斯亚?米库里奇,15岁;安东?纳什万金,14岁;马拉特.塔塔尔契夫,16岁;尤利娅?塔拉斯基娜,15岁;卡特娅?谢夫楚科,15岁;鲍里斯?什克尔曼科夫,16岁
天上有一朵乌云,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样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绿色的就是黄色的,就好像有人往里面倒了颜料一样。他们说那是从花朵上落下的灰尘。奶奶要我们待在地窖里,不准出来。她自己则跪在地上,虔诚地祷告。她还教我们祈祷:祈祷!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对我们所犯下的罪孽的惩罚。当时,我哥哥8岁,我6岁。我们开始回忆自己犯下的罪过。他打碎过装覆盆子果酱的玻璃瓶,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的新衣服挂在了篱笆上,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把这件衣服藏在了壁橱里。
士兵们坐着汽车来到我们这儿。我以为又开始打仗了。他们嘴里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语: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还拼命地
追赶一只猫。放射量测定器只要一靠近那只猫就像一个自动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也在追猫。那个男孩倒还好,可那个女孩一直在哭。我不会把它交出去!她大声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个士兵的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我听说一那些大人说的;外婆则一直在哭;自从我出生的那年开始(1986年),我们村子里就再也没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我本不应该生下来,可是我妈妈从医院里跑了出来,躲在外婆家里。最后,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听他们说过这件事。
我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个。
告诉我,夫人,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妈妈生下我?我本该去哪儿?在天上飞?还是应该去另一个星球?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就从我们小镇上彻底消失了。有一段时间,地上到处都是麻雀的尸体;院子里、柏油路上。它们都是被枪射下来的,然后就被人装进放着树叶的容器里,带走了。那一年,他们不允许人们焚烧树叶,因为那些树叶有辐射,所以当时,他们把所有的树叶都埋到了地下。
两年后,麻雀又回来了。我们高兴万分,兴奋地给对方打电话:昨天,我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又回来了。
五月金龟子也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也许,要再过100年或1000年,它们才会回来。我们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我看不到它们了。
9月1日,开学第一天,校园里看不到一朵花。花朵上有辐射。在新学年开始之初,出现在学校里的工人并不是粉刷匠;就像以往那样;而是军人。他们挖掉了鲜花,还挖掉了地上表面的泥土,并且把它们都装进了卡车后面的大拖车里。
一年后,他们疏散了村子里的所有居民,然后填埋了整个村子。我爸爸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开车去了那里,回来后把他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我
们。首先,他们会在地上挖一个五米深的大坑。然后,消防员会赶来,用消防水管从上至小地冲洗每一栋房子,从屋顶一直冲到地面,从而保证在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不会扬起任何辐射尘埃。他们仔细地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一个地方都不放过。接着,起重机会把房子连根拔起,扔进事先挖好的大坑。从房子里掉出来的玩具娃娃、书和瓶瓶罐罐掉得到处都是。那些挖坑的工人们会跑过去把它们全都捡起来,扔进大坑。最后,他们会用沙子和陶
ft
土把大坑填满,然后推平。这时,原本的一座村庄消失了,出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空地。他们在那块地里撒满了玉米种子。我们的房子就躺在那片玉米地下,还有我们的学校和村委会。我种的植物以及两本邮票簿都在那里的地下。我多么希望能把它们带出来。我还曾经有一辆自行车。
我今年12岁,我是个残疾人。每个月,邮递员都会把两张抚恤金支票送到我们家;那是给我和我爷爷的。当我们班里的女孩知道我得了血癌之后,她们就再也不敢和我同桌。她们甚至都不想碰我。
医生们说我之所以会得病是因为我爸爸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过。我是在那以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他们来找我爸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没有听到他收拾行李的声音,我当时已经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己经在切尔诺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