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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太太。
    孩子,告诉我,我现在能喝从我的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吗?
    我们低头不语,我们有命4mdash;收集数据,但是不能与继人发生接触。
    最后,还是那名司机开口了。
    老妈妈,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哦,我已经80多岁了。也许比那更大,我的出生文件己经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既然如此,如果你想喝就喝吧。
    我为这些村民感到难过;他们都是无辜的,就像孩子一样,但是他们却在受苦受难。创造切尔诺贝利的人不是农民,他们的一切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他们彼此间相互信任,从不剥削和掠夺对方,一切就像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一样。他们无法理解眼前的这一切,他们想相信科学家.或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就像他们相信牧师一样。但是,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需要做的只是在吃东西之前洗洗手而已。几年之后,我突然明白了,我们全都参与了这次犯罪,我
    们都是同谋。(她陷入了沉默。)
    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东西被送进了隔离区,更不知道又有多少东西被人从里面运了出来,尽管后者是违法的;咖啡、罐装牛肉、火腿、橘子。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被装在板条箱里,然后被送上封闭箱式货车。因为这些东西是这里特有的。当地的供货商、监察员以及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靠此为生。人们变得比我想象得更加不堪。我也一样,也很不堪。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停了下来。)当然,我会承认这一点,而对我而言,这已经变得十分重要。不过,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集体农庄里,就当这个农庄里有五个村子吧。这里面有三个是干净的,两个是脏的。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在这个农庄里,有两个村子的人得到了掩埋费,其他三个则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子正在建一个牲畜联合养殖中心,这里的村民需要一些干净的饲料。他们从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呢?风会卷起尘土,从一块地吹向旁边的另一块地,所以所有的土地其实都一样。不过,为了建养殖中心,村民们需要找一些部门签署某些文件,而那些部门会委任一些人去做这件事。我就是被委任的人。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能签署那些文件。这是犯罪。不过,我最后还是和所有人一样,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我想:寻找干净饲料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环境监察员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一种说法。我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来说,我发现生活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仅悄无声息,而且一切还显得那么自然。
    卓娅?丹尼罗芙娜?布鲁克环境监察员
    关于答案
    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彼此之间甚至根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再过几十年、一百年,那些岁月就会变成谜一样的神秘时光。
    我很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后遗症。我还害怕雪、害怕树林。这不是智力游戏中的概括与归纳,而是一种真实的人类情感。切尔诺贝利就在我家,就在家中我最珍惜的一件财产当中;我的儿子,他出生于1986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甚至包括蟑螂在内,它们都知道该什么时候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却不知道,因为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一双能够预见未来的眼睛。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1993年,仅白俄罗斯一地,就出现了20万流产痺例。这都是因为切尔诺贝利。现在,我们全都生活在那种恐惧之中。自然受到伤害后会把自己蜷缩起来,她在等待。梭罗亚斯德会说:哦,我的悲伤!那些时光都去哪儿了?
    我曾经想过很多。我还曾探寻过它的意义。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俄罗斯思维模式造成的灾难。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当然,我也很认同某些作家和记者的观点:这不仅仅是核反应堆发生的一次爆炸,而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大爆炸。但是,对我而言,这样的说法尚不足以令我感到满意。
    我是一名历史学家。过去,我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语言学上一那是一门关于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会用语言来思考,但是语言会对我们展开思
    考。还在我18岁或更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阅读一些地下出版物,并且由此而认识了萨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突然之间,我就读懂了自己的整个童年,读懂了我在街道上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我的家庭也能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祖父是一位政府部长,我的父亲在圣彼得堡大学担任教授),但是直到认识这些人之后,我的那些想法和观点才突然穿越之前的军事语言,出现在我脑海里。对于当时还是青少年的我们而言,把父亲称作:lsquo;爸、母亲称作妈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每个该死的浑蛋身边总会带着一帮小混混;这是我在九岁时学会的一句俗语。当时的我不会使用任何文明词语。就连我们玩的游戏、说的话以及猜的谜语也全都来自于军营俗语。因为军营并不是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它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存在于遥远的监狱里。阿赫玛托娃曾经写道:国家的一半被置之不理,另一半则被关进了监狱。我想,这种监狱意识不可避免地会与文化;文明,以及粒子加速器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