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随着要前去成都路赴任的最后期限的接近,狄青的心情也越发低落起来。
他虽对公祖百般信服,但眼看着只剩三日了,还未有影子,不免有些焦虑。
他不好开口问,便铆足了劲在夜里粘着缠着恋人,做好了这样的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的准备。
在前去城门接辽使的路上,陆辞好似未看出他心里的焦虑,笑着考他:“青弟不妨猜猜看,这次契丹使者前来和谈,能否成功?”
狄青稍微打起精神来,应道:“应是能成的。”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休止后,不管是要如何与吐蕃分最终战果,还是修养民息,都需要时日。
且不说吐蕃这一盟友本就称不上多牢靠,单是实力同样雄厚的辽国虎视眈眈,三势继续争斗,只会各自遍体鳞伤。
哪怕真要打,也不会选在此刻。
陆辞莞尔一笑:“那你不妨再猜猜看,曹将军此次回京后,还会否再被委派守关重任?”
狄青略一沉吟,回道:“官家宅心仁厚,而曹将军年事渐高,虽还称得上力强,然思念家人已久,若此次和谈成了……”
陆辞笑着点头:“天时地利人和,若无差错,枢密使之位,曹将军应是坐定了。”
狄青吃了一惊。
这绝非是因他认为曹玮不配其位,恰恰相反都是,在他看来,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内外禁军招募、阅试……等大事,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地位崇高的枢密使,当今唯有曹玮足以胜任。
但众所周知的是,自曹玮之父曹彬之后,以文抑武风气渐盛,鲜少有武臣能担此位了,而多以文臣任之。
不过,曹玮若真出任枢密使,以他出身、资历和功绩,朝臣们都说不出二话来。
但可想而知的是,后续矛盾,则将层出不穷——以曹玮的爽直做派,不说大刀阔斧地改动,也定然要逐出一些尸位素餐者,大肆提拔此次伐夏之战中建功立业的武官。
如此一来,文武斗争激化,官家必然焦头烂额。
以小皇帝那日渐敏锐的嗅觉,多半会预知此时,从而刻意回避这一封赏,选择另作赏赐,以免除后续麻烦才对。
好似看穿他想法的陆辞笑了笑:“多擢用武人,已是必然趋势,即使官家有意躲避麻烦,我也会大力劝说的。”
北边的局势是暂时平息了,南边却还暗波涌动呢。
陆辞对所有人眼中称得上‘蛮荒之地’的广南路,一直称得上十分关注。
他所看重的,自然不只是那鲜甜美味的荔枝,也不只是暗藏野心的交趾国,而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大宋全国上下,如今蓄养兵士已有近七十万,在一切太平时,他们便成了拖垮经济的‘冗兵’,长久以往,也将丧失刚锻炼出来的强大战斗力。
况且在这场大胜过后,不管是一贯惧战避战的朝廷,还是宋军,或是平头百姓,都充满昂扬斗志。
若让一切就此徐徐平息,未免太过可惜这余韵了。
倘若能趁着所有人还头脑发热时,让新任枢密使的曹玮与他达成共识,同意派遣兵士将南边道路打通,再利用现今大宋这堪称世界顶尖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那不管是提前把史上南宋的路子发扬光大,彻底贯通南边商路,或是更大胆手狠一些,抢先一步,派兵去海外殖民,都大有可为。
天地如此广阔,不到时机真正成熟前,实在不必去盯着兵强马壮的辽国、或是松而不散的吐蕃这两块硬骨头啃了,也能留有更多条后路。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广南路:宋室消灭南汉,统一岭南后,设置广南路,又分为广南东路和西路,大概就是如今的广东和广西。广南西路作为北宋边境政区,东南与交趾国相邻,西南则有大理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但因交通不便,气候悬殊,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朝廷对广南路的治理一直很是漫不经心,将其视为蛮荒之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多的地方,更是放任自流为主(后来就有了侬智高的叛变)。(《狄青传》)
2.关于大宋造船的先进程度,早期章节已有注释,感觉你们大概忘记了,我再注释一次
宋人的造船技术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宋代船坞已经掌握了非常成熟的水密舱、平衡舵与可眠桅技术。水密舱技术在航海中非常关键,它可以保证整个船不会因为其中几个舱区进水而沉没。宋代发明的平衡舵可以升降,以适应在深海的航行及在浅湾停泊,欧洲在十世纪才从阿拉伯人那里认识了船舵,到十八世纪才使用平衡舵。宋人制造出来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这便是可眠桅技术。北宋嘉祐年间,曾有一艘蕃船由于桅杆被风吹折,随风飘到苏州昆山县,知县韩正彦叫了昆山的造船工人帮他们修船,“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蕃人大喜。
宋人用于远洋贸易的大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
远洋航海离不开指南针技术,“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里的“针盘”即罗盘,通过罗盘的指针,宋人可以将航向角精确到7.5度。罗盘产生之后,又有了航线记录,叫作“罗经针簿”,比如针簿上说“行丁未针”,意思便是按罗盘刻度“丁未”之间的方向航行,如据宋末元初周达观记录的一条航线:“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即可从温州港到达占城。记录海上地理水文状况的航海地图这时候也出现了,宋人称之为“海图”,从刘克庄诗“莫忆宫门谢时服,海图尚可补寒衣”的描述来看,在沿海港口,用布帛制成的海图显然是很常见之物,唾手可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3.关于大宋海外贸易(主要是南宋,因为南宋宋室南下了,更看重海外贸易):
北宋雍熙四年(987),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十世纪的宋朝皇帝跟十八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宋王朝的“旧法”。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不过当时的西欧正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这便是宋王朝对于海外贸易的态度。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宋政府在沿海大港口设“市舶司”(相当于海关),在小一些的港口设二级机构“市舶务”,负责管理外贸市场秩序和抽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二百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北宋末超过2300万贯,在南宋绍兴晚年接近3800万贯。
宋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做法,严格限制朝贡贸易。如,宋高宗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宋孝宗也有回绝朝贡的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