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被李钧及时扶住，李父粗喘了好几口气，才缓了一缓，却恨不得昏过去算了，哆哆嗦嗦道：“逆子！这么多年的书，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怎么就这么鬼迷心窍啊！”
    也真是太倒霉了！
    李钧原还抱着些微侥幸，才和盘托出，不料爹爹都如此反应，更觉绝望，泪如雨下地瘫软在地，不住磕头。
    李父抚着胸口，站稳之后，还是气不过，又将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之后，他虽无可奈何，还是不能放下不管。
    谁让自己年过半百，却只得这么一根独苗呢？
    若只是为一份原本无关痛痒的行卷，就被打上抄袭舞弊、还不幸抄的是当届监试官的旧作的污名，何其不值！
    这一罪名真落实下来，因攘窃和代笔历来被视作科举至害，处罚也最为严苛。
    就他所知的，上一位这么做的人，可是被罚铜之后，还编配到千里之外的州军去了！
    哪怕那人是因在省试中寻人代笔，处罚才从重考虑，李钧的仅是公卷，不至于到充军程度，但殿举罚铜，却是绝无可能避免的。
    李钧更必然将因这一大乌龙事件，而沦为笑柄，日后信心尽毁。
    即使在耽误上十数年后再考，侥幸中了，也不可能过得去殿试那关，再无仕途可言。
    这却太不公平了。
    在行卷上做手脚的大有人在，假借他人文字者更是不计其数。
    真要查，凭什么只查他家大郎？
    不就是运气太过不佳，攘窃别人之作时，不巧就攘窃到了监试官头上么？
    而陆辞的资历也好，德望也罢，甚至年岁，又有哪样符合担任考试举人的解试监试官该有的模样了？
    本就是他趁了曾为东宫官的便宜，又搭乘了太子监国的东风，才得以这般得意的。
    在朝堂中，李父与陆辞虽打过照面，但因他官阶比陆辞还低上两阶，加上职务上并无交集，是以敌意不大。
    现大郎前程将毁，就因一时错乱，抄了此人旧作后，那股一直被压抑的怨气，就一下窜上来了。
    他越想越是心寒胆战，遂下定决心，要将这事妥善善后，竭尽所能地瞒过去。
    至于要如何瞒住……
    尽管因开封府赴解举人众多、行卷多至上万，他大郎那一份不见得会有被考试官们过目的机会，且会被身为监试官的陆辞碰上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但为保险起见，还是当设想好最坏的事态。
    李父沉吟许久，当即让六神无主的李钧将近些年的手稿一概销毁，这剩下的半个多月中，也别再复习课业了，而将原手稿上的语句，用截然不同的字体，再抄录一次。
    李钧死命点头。
    哪怕临时练出一种新的字体极不容易，但与他前程相比，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了。
    对爹爹让他如此做的用意，他也能猜出来：这要能顺利的话，当人上门来核查时，他大可拿出不同字迹的诸多旧稿来自证自辩，以此证明那份行卷，并非出自李钧之手。
    当然，这法子还算不上完美无缺：若不是李钧做的，又会是谁？
    罪魁祸首一天不找到，大理寺丞就会四处排查走访，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若是问到熟悉李钧字迹的其他友人头上，可不就得穿帮露馅了。
    李父清楚，还得再找个可靠的人，做这名替罪羔羊。
    于是又想方设法寻来一人——那还是他一位从商的友人家的郎君，虽有资格参加贡举，却无心仕途。
    他忍痛割肉，付出一大笔钱财，才说服对方肯在最坏的情况下，认下‘冒名参举’的准备。
    最后，李父还让李钧将与他同保的那三人寻来府上，轮番威逼利诱，串好口供了。
    同保那三人固然震惊，但在李父言明利弊后，也清楚此事一旦暴露，他们作为同保人，哪怕自称不知情，少说也要被连累着殿上两举。
    最后拿着李父给予的钱财补偿，才不得不捏着鼻子应下了。
    就在李父将一切准备得完美无缺后，就开始在供奉天书的道观中祈福，盼着陆辞根本不会发现李钧的剽窃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