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听是与自己年岁相近者所为，不免有些不服气。
    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争强好胜的意识在悄悄冒头，只努力公正道：“一小郎君，纵使天生神力，又如何斗得过野猪？怕是市井间以诈传诈，或是其父辈所为，被安到他头上了吧。”
    陆辞笑着解释：“此为臣亲眼所见，可谓千真万确。他所用方法无他，不过先探查得野猪出没之地，旋即耗费十日，挖地数尺，上铺设干草枯枝……”
    只不过陆辞有所不知的是，这个叫太子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狄青猎野猪’的故事，狄青设陷阱的最初目的，却非如此。
    狄青起初其实是想逮只麂子给陆辞补补身，才将这陷阱挖得这么深，就为困住身形矫健，腾跳厉害的麂子。
    结果那么多天的心血，却叫一只大大咧咧地偶然路过、皮糙肉厚的野猪给踩了。
    他万分心痛之余，唯有将错就错。
    令狄青倍感安慰的是，对这头被五花大绑，用木车送上门来的活野猪，陆公祖也很喜欢。
    哪怕为此挨了对方一顿狠骂，狄青也甜滋滋的，在被窝里偷偷乐了好久。
    狄青唯一不知道的是，陆辞料定了他不肯收，就将买野猪的钱给交到了学舍里，让学舍里人再用回他身上去。
    将这不长不短的小故事讲完后，陆辞向一脸神往的太子最后总结道：“欲猎凶兽，需先令其耗尽精力，力竭而无法伤人时，再出手收之，殿下认为如何？”
    赵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这章里出现的事情，其实是我化用了史上发生的真事。
    史上再次进献天书的人，其实是寇准……
    他彼时被罢相，太过心急回去，于是晚节不保了。
    我这里有了改动，主要是陆辞起的作用，时间线事件线都乱了，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不愿看到寇准如此吧。
    以下是具体内容：
    天禧元年（1017）年底，有两个巡查皇城的亲从官，发神经一般动了怪心思。
    他俩被玉清昭应宫的“天书”和各类法物、珠宝、金银诱惑得忘了生死，决计要“盗宝”。很难设想他们盗了这类东西要做何用场，放在家中，胆战心惊；倒手出卖，没有市场——谁敢买？但这两个不逞之徒，却要做这么一场泼天大胆的梁上事业。到了他俩夜宿长春门时，就用一把钢刀，慢慢撬开了墙壁，进入玉清昭应宫，居然还就将“天书”等物盗走了！但大宋神探很快破案，盗贼被砍断双手示众三日，而后正法，二人所部主管将校降职处分，皇城司官被罚铜。
    此事很有可能启发了一个叫朱能的人。
    朱能本来是一个团练使家中的仆人，史称此人“性凶狡”，不是善茬。当时宫廷的大宦官周怀政正在内庭用事，很得真宗信任，不少人都在巴结他。朱能就想尽办法贿赂周怀政的亲信，得以见到这位大宦官。在“神道设教”的举国气氛中，朱能也开始大谈神鬼怪异之事，周怀政被他诱惑，就推荐他来做官。当时真宗晚年身体欠佳，朱能做了御药使，领了一个刺史。
    朝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永兴军献“天书”一事，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
    如果可能，丁谓期待的是能够升一格，与寇准同时拜相。
    所以，永兴军献“天书”，是周怀政劝导寇准的结果；但创意人物是朱能；怂恿真宗的，可能是丁谓。
    而寇准则另有打算。一方面，他“实事求是”，极力推出朱能，言“天书”为朱能所发现，所拟献；我寇准作为一方太守，愿意乐观其成。于是，史上记录就出现了这种或寇准或朱能的两存局面。另一方面，寇准在地方做了多年太守之后，也期待重回朝廷执政。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天下宰辅，舍我其谁！寇准像所有宋代社稷臣一样，有“以天下为己任”之道义担当，但也同样有对“名位”之觊觎和追求。“名位”在，自可以做一番圣贤大业。社稷臣们不仅要与君王博弈，更要与朝中各类“佞臣”“奸相”博弈。“自命正当”是大宋社稷臣的集体性格，寇准并不例外。所以，他认为可以“以屈求伸”，暂且借助“天书”事件，重回中书，经略天下。
    但寇准来献“天书”，此事于士林之间，太过于耸动。而且他落在王钦若、丁谓的后面，摇身一变，忽然成了被人讥笑十几年的“佞臣”“奸相”之同党！
    知河阳孙奭，在多次上书反对“神道设教”不果之后，这一次又来上书，不怕煞风景，不怕在举国欢庆的大好局面下，唱衰帝国。他是“神道设教”以来，一贯的反对派。他的上书，直接指陈朱能乃是“奸险小人”，说他是一个从未有过官场历练的人物，骤然做了地方官，就开始“妄言祥瑞”，最后，他说：
    “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独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
    真宗根本不听。
    三月降“天书”，四月献“天书”，五月迎“天书”，到了六月，寇准被授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景灵官使、集贤殿大学士”，这就是再次拜相之开始。
    （《大宋帝国三百年7真宗赵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