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
1997年……
2003年，我永远都忘记不了。11月1号那天下午，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却见到了《看电影》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在那里，张总编对我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流程变了，在前进了！”“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
他没说错。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一年半，我拍摄了《一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的15年，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
被人看到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
在我看来，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我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那时情况太特殊了，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我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的，我很为难，它做不到。不过，另外一些时候，我又陷入一种迷茫。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我只知道，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至于现在，我不想了，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我更在意我能做的，比如，就在上月，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减少官员的数量，增加其他人的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我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我希望能更加自由，我不避讳这一点。】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么”，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不沟通”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
最后，谢兰生写道：
【这些天，一些朋友常常问我：谢兰生，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你是不是非常伤心？是不是非常绝望？
老实说，没有。
我们这些“独立导演”的解禁电影陆续上映，被观众嘲笑说“闷”，被媒体宣判死刑，而我还有《一见钟情》呢，被争论、被打压，可是我们还在拍摄电影，我们还在这里活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经历太多太多，我们永远不会枯萎。所以，尽管争论，尽管打压，我并不会想要摆脱‘独立导演’这个标签，亦不会想要逃避刀刀见血的新市场。“六代导演”“独立导演”“中国导演”……或者，“转型期的中国导演”“夹缝中的中国导演”，这些词汇我都听过，经常不是好词，可我愿意属于它们，发自真心地愿意继续属于它们。
谢兰生
2005年5月2日】
深蓝的和谢兰生的两封公告一贴出来，天下电影等等论坛整个风向都变化了。
无数人说：
【我信了。】
【我也信了。】
【那个年代……】
【天，我是真的从不知道以前导演这么困难……】
【人家只是想拍一拍自己写的本子而已……谢兰生跟孙凤毛是最开始拍独立电影的，这些年被骂的够呛，太可怜了，太惨了。】
【我以前也骂他们俩，现在居然有点佩服……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疯劲儿我是没有的。】
【真是“电影无关生死，电影高于生死”啊。】
【妈呀，谢兰生在25岁那年就敢退出戛纳的吗？！太牛逼了吧。】
【这是真的视名利如粪土……居然还被骂利欲熏心，可怕。】
【想去看看《一见钟情》了。用心拍片的好导演。】
【嗯，感觉这部《一点钟情》会有特别的东西吧，跟这几年的大片儿不太一样，不图票房。】
【啊，想给谢导送张影票，想让谢导高兴高兴。他太难了，太惨了。】
【+1，也想给谢导送张影票，他太想被人看到了。】
也有些人还在质疑，大约占了四分之一：
【不是，别人都能好好等着，就谢兰生能作妖儿。】
【当时拍片需要厂标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就他聪明？】
但会有人回怼他们：
【为什么非跟别人一样？】
【一个导演想拍电影也成了大逆不道吗？整个宇宙还有比这更加正常的事儿吗？】
通过这封补充公告，绝大部分人理解了他——原来，谢兰生等独立导演当年有着很多无奈，有着很多苦衷。即使这封公告有些模棱两可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