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边吵来吵去，对方最后盖棺定论：“如果不能换《黑白》来，那今年就干脆别来了。”
谢兰生也生了气了，说：“不去就不去！”
顿顿，又道：“您有偏见，您当选片主席的这几年我都不会再想去了！拜拜！！”
哼！
谢兰生知道，虽然说戛纳电影节选片团由10人组成，其中5人看外国片，最后电影节主席、选片主席、一名导演、一名记者、一名电影爱好者共同决定入围名单，可实际上，主席或者选片主席经常自己决定一切，一个人在家就看完了。他们实在不爱《山坎》，就算了。
放下电话，谢兰生也觉得好累。
他怕自己妥协多了，棱角就没了。
他听说过，电影节有政治倾向，《山坎》证明这是真的。仔细想想，戛纳电影节资金由法国国家影视中心、普罗旺斯大区政府和戛纳市政府负担，威尼斯电影节资金来自意大利文化部，而柏林电影节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文化部，其实都难“独善其身”，虽然，今年这新选片主席似乎尤其……更糟的是，这些电影机的主席一年一换，选片主席却是一做数年的。
一边不让导演说好，一边不让导演说坏，好好地想讲讲故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部片子从头到尾总有“好的”也有“坏的”啊。《山坎》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他觉得，电影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战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类、国家有时冲突，这个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他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前走，注意结果，试探边界。
谢兰生也十分明白政治复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你们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国文艺电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会因为一个故事喜欢中国、讨厌中国？警察“好”于是喜欢，警察“不好”于是讨厌？喜欢讨厌又能怎样？还有，如果有人因为电影就喜欢了或讨厌了，错的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电影导演？
电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一群导演讨好这边，一群导演讨好那边，好多事儿全变味儿了。
谢兰生真想不明白。
在与主席“争吵”这晚，谢兰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xx峰会，上面众人宛如演员给观众们认真观看，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句话来：电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电影。
…………
经过这样一遭子事，谢兰生也懒得再带《山坎》参加电影节了，包括一切的电影节，他可不想再次经历戛纳前的那些争吵了。
说不定，他以后都懒得去了。
反正，他还有钱，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几部呢。“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又把《生根》卖出10万磅，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15万美元。
决定不去电影节的谢兰生便开始带着《山坎》在中国转悠。
1994年，中国的大中城市“咖啡厅”如雨后春笋。
谢兰生想“咖啡厅”的大多顾客比较“文艺”，说不定会喜欢电影，于是他便带着《山坎》一家一家咖啡厅谈，说帮对方打造特色、吸引顾客、赢取竞争、增加利润。他说，自己可以放映电影，这样，文艺青年在他们的咖啡厅里便能看到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市面上也买不到的三四部文艺电影，其中《生根》曾在都灵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美丽的海》则在戛纳一路杀进竞赛单元，而且，这些都是中国片子。谢兰生还说，如果有人想看电影，那他一坐90分钟肯定还要再点东西，再消费消费。
他说动了挺多老板。
这些老板同意兰生支个白布放映电影，用以吸引文艺青年。来咖啡馆的顾客们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自己聊就自己聊，不耽搁——谢兰生并不缺资金，给电影做了字幕。
放映效果竟然很好。
不少顾客非常喜欢，尤其是年轻女孩子。他们看的非常入迷，有些人还轻轻抽泣。
谢兰生觉得，果然，电影还是要给人看的。
他最开始就只想拍，一切源于创作冲动。可这几年下来以后谢兰生又不满足了。
电影何其有魅力。他不希望他的电影只有欧美人能看到，他还希望他的片子能被中国人也看到，后者意义才更加大。
往小了说，谢兰生想受到肯定、受到赞扬，往大了说，也是为了影片中的人和影片外的人。影片中人受到关注从而渐渐走出困境，影片外的得到思考、得到改变、得到成长。谢兰生一直认为，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并不是权也不是钱，而是内心不断成长。
可咖啡厅毕竟不是专门用来放电影的，在被人看到的同时谢兰生也非常辛苦。
谢兰生必须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调整，于是最后有的幕布高有的幕布低，有的幕布大有的幕布小。一些合作咖啡厅的窗子太大光线太亮，谢兰生还必须去遮。
让谢兰生最无奈的是咖啡厅开有天窗。
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爬上梯子用大纸板去遮天窗。
用大纸板去遮天窗一定要用两只手，一只手盖、一只手贴，谢兰生每一回在梯子上都颤悠悠的。
一次，因为那家咖啡厅的大玻璃窗特别高，他只有站在梯子最高的一级上才能遮到。
谢兰生的脚踝发抖，然而他却坚持着，按住纸板，遮住光线，只为了给咖啡厅的四五个人看他的电影。
他没厂标。既然中国不给公映，那可以在咖啡厅里给几个人看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谢兰生贴最后一块透明胶时，一个孩子竟然抬腿对着梯子猛地一踹！想看他跌下去！